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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重大政治改革”的三省试水

 2016-11-15

“重大政治改革”的三省试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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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永忠


 


近日,中央部署“重大政治改革”——在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,一石击起千层浪!决心之大,力度之大,范围之大远超一般人所能想象!

十八届六中全会的最大亮点,就是正式提出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”。这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,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核心利益所在,还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,更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关键。


有了这个最大亮点,就有了六中全会闭会后才十天,改革开放30多年所从未有过的最大力度的政治改革举措出台—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!

我研究制度反腐、制度监督、制度建党30多年。从秦统一中国以来的2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,我读懂了正是中国古代较为科学的权力结构,皇帝负责最终决策和立法,王言即王法;丞相、郡守、县令负责执行;御史大夫、监郡监县御史负责监督。正是古代中国监察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分立,加之隋唐开启的科举制度,从而在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上确保了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延续。而监察权与行政权相互制约的好坏,直接影响到历朝历代吏治的好坏及政权的安危。由此,我在三十多年前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——《略论我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》。正是这篇论文引起中央纪委有关领导的重视,随后我有幸调到中央纪委研究室,专门从事反腐败理论研究。

通过古今中外的监督案例研究,通过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,是由同级纪委监督检举揭发出来的客观现实,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,再锋利的刀刃,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!由此在二十多年前,创造了一个词组——“异体监督”。并在1995年向中央纪委领导写信建议,在监督制度难有实质性改革的前提下,可借鉴古代的巡视制度。20年来巡视制度的不断完善,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不断加大巡视力度,充分发挥了巡视这一“异体监督”的利剑作用。

近四年的反腐败成果如何巩固,下一步斗争如何深入,全面从严治党如何推进,多年来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开启?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,部署了重大政治改革的战役行动——改革国家监察体制,建立集中统一、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,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!

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,最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!这也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,全面从严治党最重大的举措!这还是由治标为主转向以治本为主、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、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,并通过改革“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”的最重大利好!

多年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,使我深知,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,需要选择突破口。在党代会常任制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前,党委的决策、执行、监督分权难,而变行政监察为监察行政易。

六中全会一结束,即有试点省市纪委领导向我请教设立监察委员会的方案。我结合多年的研究,明确提出,必须通过权力结构改革,实现内涵发展。可具体概括为“三强三弱”:

一是强干弱枝。多年来,各级纪委在机构建设上,缺乏对形势的正确分析认识,大都采用扩大外延的做法,形成了干弱枝强的局面。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,集中以应对强敌的做法,值得我们借鉴。同时还能既集中兵力,又精兵简政。

二是强法弱纪。通过合署后纪委与监察的合理分工,纪委执纪要强,执法要弱。监察执法要强,执纪要弱。监察委员会主管查处官员违法犯罪,减少并弱化执纪的事,违纪的问题主要归纪委管。这样,既体现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,纪在法前,抓早抓小,把纪律挺在前面的的职责;又能够加强监察机关查办违法犯罪案件的力量,增加执法的手段。对于违法犯罪问题,监察委员会采用反贪的侦查手段、强制手段、审计的查账手段等,就顺理成章了。如此,既能明确职能,合理分工,又能取长补短,优势互补。

三是强前弱后。既要加强办案力量,把三分之二的兵力用于办案前线,尽量减少和弱化二线及后方力量的配置,还要加大信息情报的及时搜集汇总整理。从而让监督前置,办案紧随,形成反腐的利剑。可借鉴香港廉署等机构配置、职能设置、力量分配的成功经验。

如何“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”,我以为全覆盖有上中下三策可选择:上策是监察工作全覆盖;中策是监察机构全覆盖,下策是监察人员全覆盖。

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,通过异体监察总结出的“以小制大,内外相维”的八字真经,对我们今天担负着重大政治改革的北京、山西、浙江三省市的监察体制改革仍有可取之处。

 

李永忠简介

 

李永忠,国内知名制度反腐学者和纪检监察实务专家。1979年即在军队纪委工作,后转业到地方纪委,再到中央纪委,纪检生涯长达30多年。历任中央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、中央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副主任、中央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副主任、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筹备办副主任、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等。现任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、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。

李永忠长期潜心于党的制度建设、制度监督、制度反腐研究。多次参与中央纪委全会报告、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撰写工作。

应邀在中央党校、国家行政学院、国防大学、军事科学院、北大、清华等院校和全国近千家单位和地区授课。

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求是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》、《学习时报》、《南方周末》、《凤凰周刊》等报刊发表文章千余篇。出版《苏共亡党之谜》、《负担与责任》等多部著作。其中《负担与责任》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“强素质·做表率”读书活动政治类图书推荐书目(两本之一)。

其研究成果有的填补了执政党规律研究的空白,有的处于全国理论研究的前沿,引起党内外、海内外的广泛关注,曾获全国第八届“五个一工程”理论文章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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